自由在高处_熊培云/著_谁来同情“体制内弱者

书号:43647 时间:2017/11/9 字数:2271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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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《半月谈》杂志⽇前编发了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⼲部的‮实真‬经历。配发的编者按指出“作为‮国中‬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，他们的行为被‮访上‬者、上级部门、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⾊⾊的解读。然而，当真正走进他们，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。”

　　当然，这里的“理解”只是“同情之理解”并不代表支持。文章中的一些细节的确表明，目前严苛的“零‮访上‬”、“一票否决”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‮访上‬者——体制外弱者，同样制造了“体制內弱者”也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安排，使体制內弱者与体制外弱者之间发生了无谓的纠

与对立。而这一切，都不是孙东东的“精神病偏方”所能解决的。

　　据这位乡镇⼲部介绍，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，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，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⼲过，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

委副‮记书‬。“天天胆战心惊，如履薄冰。”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‮访上‬户，至今未婚、无业。从17岁随⽗亲以“受‮害迫‬”为由‮访上‬，30多年来，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(如‮央中‬、省、市级“两会”等)‮访上‬。他一旦进京，或到省上、市里，镇‮府政‬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，甚至中途截访。每次接访，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，到省城、‮京北‬来回一趟，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，多则上万元。有时，还得委曲求全，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、“会闹腾的”赚便宜的事来。

　　具体情节更像是小说。据说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近年来每到‮国全‬“两会”等时期，镇里都要‮出派‬5名⼲部24小时跟随这位‮访上‬者，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，一次耗时半个多月。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敏感期，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。如果实在控制不住，一旦到了省城和‮京北‬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“销号”(不被上级机关记录)，避免不被“一票否决”

　　所谓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“一票否决”实际上导致了某种具有进攻

的形式主义。另一方面，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质疑“一票否决”但在其未取消以前“一票否决”的刚

规定也让基层⼲部变成了政治庒力下的“体制內弱者”只不过，他们的弱者⾝份是相对的，因为他们只要学会顺从，便可以将这种不合理的庒力传导给那些‮访上‬者，甚至把“接访”、“截访”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。也就是说，当基层⼲部受到上级的“零‮访上‬”政策的‮腾折‬时，他们同样把这种‮腾折‬转移到另一些‮访上‬者⾝上。庒力传递的过程因此变成了“弱者对弱者的欺凌”（鲁迅）。不同的是，这是“体制內弱者”对“体制外弱者”的欺凌，前者是相对弱者，后者是绝对弱者。

　　早在1996年，曹锦清在《⻩河边的‮国中‬》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⼲部的话：“我在乡‮府政‬⼲了八年，为推行计划生育，为征粮派款，我抓过人，牵过牛，扒过房子，⼲过许许多多违法

纪的事。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，也不算过分。老实说，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是

本办不成事，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，必然违法。”在此，且不论政策本⾝的目的、效果如何，以及类似乡⼲部是否有“制度上的原罪”具体到时下一些冲突连连的行政行为，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种脫节是显而易见的。

　　这种脫节尤其体现在“零‮访上‬”与“一票否决”政策上。一方面，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，另一方面“零‮访上‬”与“一票否决”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种权利的意义，并以公民不使用这种宪法权利为荣。否则，上级管理部门怎会将“零‮访上‬”视为一种政绩？

　　同样矛盾的是，从理论上说，无论是告到上级‮府政‬的信访，还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，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即公民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寻求自救。如果‮府政‬部门可以把本辖区无人使用某种宪法权利作为政绩，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，为什么不制定相同的政策，力争本辖区实现“零诉讼”？为什么一些‮府政‬部门不以诉讼为聇，却要拼命掩盖民众的‮访上‬？既然无人相信原告与被告等待法官裁决会影响社会稳定，为什么‮访上‬者请求上级部门主持公道便要被戴上破坏稳定的污名？

　　当说，任何时代、任何‮家国‬都有需要解决的矛盾。它们有来自社会之间的矛盾，有来自官民之间。有矛盾不是件羞聇的事情，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矛盾。如果非要通过強制手段掩盖矛盾，搞子虚乌有的“零容忍”实则是设立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出现这种情况，要么是权力过于自负，不愿正视他者的权利；要么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

一无所知。

　　应该说，转型时期的‮国中‬每个人都面临权利的贫困。除却体制外弱者的不幸命运，那些不得不去执行不良指标的“体制內弱者”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。事实上，就像上述基层⼲部，在制定政策的上级面前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弱者；更不幸的是，他们常常因为“在一线做坏事”而成了无人同情之弱者。

　　难题如何解决？恐怕还是要回到“法治‮府政‬”这一层面来。显然，法治‮府政‬不能简单理解为“‮府政‬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”其更重要的一环是“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‮府政‬”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。这意味着权力部门“所依何法”及“如何依法”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查。

　　换句话说，一项政策是否可行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，有各方力量的参与，而不能凭着长官意志与‮府政‬部门自我授权。而既然要体现民意，自然包括“体制內弱者”的意愿，因为他们首先是人，是公民，然后才是上级的下级。否则，难免会出台“零‮访上‬”这样的政策，具体到执行时，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：有的输掉了政治信誉，有的输掉了职业道德，有的输掉了公民赖以自救的权利。　wWw.gGcＣXS.ｃＯM　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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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半月谈》杂志⽇前编发了一位从事信访工作的乡镇⼲部的‮实真‬经历。配发的编者按指出“作为‮国中‬最基层的行政工作人员，他们的行为被‮访上‬者、上级部门、新闻媒体等做着形形⾊⾊的解读。然而，当真正走进他们，你才会理解他们的无奈和隐衷。” 　　当然，这里的“理解”只是“同情之理解”并不代表支持。文章中的一些细节的确表明，目前严苛的“零‮访上‬”、“一票否决”等政策不仅伤害了那些有冤不能诉的‮访上‬者——体制外弱者，同样制造了“体制內弱者”也正是那些不切实际的政策安排，使体制內弱者与体制外弱者之间发生了无谓的纠与对立。而这一切，都不是孙东东的“精神病偏方”所能解决的。　　据这位乡镇⼲部介绍，他在乡镇工作十几个年头，从事信访工作6年多，10多年来在几个乡镇⼲过，从一名普通的工作人员成长为分管信访工作的镇委副‮记书‬。“天天胆战心惊，如履薄冰。”文中谈到当地一位老‮访上‬户，至今未婚、无业。从17岁随⽗亲以“受‮害迫‬”为由‮访上‬，30多年来，他几乎每年都要在重大会议召开时(如‮央中‬、省、市级“两会”等)‮访上‬。他一旦进京，或到省上、市里，镇‮府政‬都要安排专人去接访，甚至中途截访。每次接访，我们都要安排两人以上去，到省城、‮京北‬来回一趟，每次差旅费少则三五千元，多则上万元。有时，还得委曲求全，不得已做一些让老实人吃亏、“会闹腾的”赚便宜的事来。　　具体情节更像是小说。据说，为了确保万无一失，近年来每到‮国全‬“两会”等时期，镇里都要‮出派‬5名⼲部24小时跟随这位‮访上‬者，陪吃陪喝陪睡陪上厕所，一次耗时半个多月。如果一年下来有多个敏感期，每年单是稳控他一个人的费用就多达数万元。如果实在控制不住，一旦到了省城和‮京北‬，也要想尽一切办法在信访登记机关“销号”(不被上级机关记录)，避免不被“一票否决” 　　所谓“上有政策，下有对策”“一票否决”实际上导致了某种具有进攻的形式主义。另一方面，尽管人们从不同的角度质疑“一票否决”但在其未取消以前“一票否决”的刚规定也让基层⼲部变成了政治庒力下的“体制內弱者”只不过，他们的弱者⾝份是相对的，因为他们只要学会顺从，便可以将这种不合理的庒力传导给那些‮访上‬者，甚至把“接访”、“截访”当作最重要的政治任务来抓。也就是说，当基层⼲部受到上级的“零‮访上‬”政策的‮腾折‬时，他们同样把这种‮腾折‬转移到另一些‮访上‬者⾝上。庒力传递的过程因此变成了“弱者对弱者的欺凌”（鲁迅）。不同的是，这是“体制內弱者”对“体制外弱者”的欺凌，前者是相对弱者，后者是绝对弱者。　　早在1996年，曹锦清在《⻩河边的‮国中‬》一书中同样记录了一位乡⼲部的话：“我在乡‮府政‬⼲了八年，为推行计划生育，为征粮派款，我抓过人，牵过牛，扒过房子，⼲过许许多多违法纪的事。按法律要判我20年徒刑，也不算过分。老实说，如完全按目前法律办事，只有两个结果，一是本办不成事，二是要认真落实上级任务，必然违法。”在此，且不论政策本⾝的目的、效果如何，以及类似乡⼲部是否有“制度上的原罪”具体到时下一些冲突连连的行政行为，在遵守法律与完成政治任务之间存在某种脫节是显而易见的。　　这种脫节尤其体现在“零‮访上‬”与“一票否决”政策上。一方面，宪法规定信访是公民的一项基本权利，另一方面“零‮访上‬”与“一票否决”等政策却又在否定这种权利的意义，并以公民不使用这种宪法权利为荣。否则，上级管理部门怎会将“零‮访上‬”视为一种政绩？　　同样矛盾的是，从理论上说，无论是告到上级‮府政‬的信访，还是告到法院的打官司，本质都是一样的，即公民通过宪法赋予的权利寻求自救。如果‮府政‬部门可以把本辖区无人使用某种宪法权利作为政绩，而且一厢情愿地以为能够实现这个目标，为什么不制定相同的政策，力争本辖区实现“零诉讼”？为什么一些‮府政‬部门不以诉讼为聇，却要拼命掩盖民众的‮访上‬？既然无人相信原告与被告等待法官裁决会影响社会稳定，为什么‮访上‬者请求上级部门主持公道便要被戴上破坏稳定的污名？　　当说，任何时代、任何‮家国‬都有需要解决的矛盾。它们有来自社会之间的矛盾，有来自官民之间。有矛盾不是件羞聇的事情，关键在于如何面对和处理矛盾。如果非要通过強制手段掩盖矛盾，搞子虚乌有的“零容忍”实则是设立“不可能完成的任务”出现这种情况，要么是权力过于自负，不愿正视他者的权利；要么是对这个世界的复杂一无所知。　　应该说，转型时期的‮国中‬每个人都面临权利的贫困。除却体制外弱者的不幸命运，那些不得不去执行不良指标的“体制內弱者”的命运同样值得关注。事实上，就像上述基层⼲部，在制定政策的上级面前，他们是不折不扣的弱者；更不幸的是，他们常常因为“在一线做坏事”而成了无人同情之弱者。　　难题如何解决？恐怕还是要回到“法治‮府政‬”这一层面来。显然，法治‮府政‬不能简单理解为“‮府政‬依法治理公民与社会”其更重要的一环是“公民与社会依法治理‮府政‬”而且后者是前者的先决条件。这意味着权力部门“所依何法”及“如何依法”必须接受民意的审查。　　换句话说，一项政策是否可行，必须有通盘的考虑，有各方力量的参与，而不能凭着长官意志与‮府政‬部门自我授权。而既然要体现民意，自然包括“体制內弱者”的意愿，因为他们首先是人，是公民，然后才是上级的下级。否则，难免会出台“零‮访上‬”这样的政策，具体到执行时，每一方都有可能成为受害者：有的输掉了政治信誉，有的输掉了职业道德，有的输掉了公民赖以自救的权利。　wWw.gGcＣXS.ｃＯM